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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以制度”的春秋文体学研究—《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序 - 吴承学

  • 时间:2020-09-21 19:20
  • 来源:
  • 作者:溧阳新闻网
“考之以制度”的春秋文体学研究—《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序 [作者:吴承学]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20/9/21] 今年寒假,韩高年教授来信,告知新著《礼乐制度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下简称“韩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嘱余写序。我虽然很早就读过韩高年教授的论文,神交已久,但没有打过交道。他名字的高古和文章的老到,竟然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位老先生。前几年在北京《文学遗产》编辑部开会时,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原是位帅气的年轻人。

韩著研究礼乐制度与春秋文体的关系,我对此甚感兴趣,也有共鸣。我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绪论中,提出早期的文体学研究,必须“考之以制度”:“在研究文体与文体学时,一定要注意到文体与中国古代礼乐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因为中国古代大量的文体,其实是实用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研究时要考证和梳理其具体使用背景,还原其仪式、程序、文本形式等历史语境。”“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礼学的背景,这正是中国文体学固有特色之一。如果我们承认文体谱系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也就相应而生。比如,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讨。”中国早期文体谱系的建构与制度设置有密切关系。中国早期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是基于礼仪、政治及制度建构之上的,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韩著就是一部典型的“考之以制度”的论著,它以礼乐制度变迁与文体流变的互动关系作为出发点而进行综合研究,以“制度—文体”为核心展开论述,对春秋时代文体生成的礼制背景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勾勒,并对相关的文体加以勾连,对文体史料中的文献细节进行了细致观察,见微知著地揭示了先秦文体发展的内在动因。

传统的中国文体学主要遵循魏晋以来所形成的以集部为中心的范式。春秋时期的文体学语境与集部语境就完全不同。章太炎认为古今文体变化很大,古时有些常用文体,后来却隐没了。他举了“发”“遣”“造”“说”诸种在后代未见之文体。这些主要是“仪式”或者是言辞行为,若按惯常的学术眼光来看,似乎“文体”形态不是很明显,难称为“文章”。章太炎恰恰把它们看成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文章”文体。他对早期文体的独特性与丰富性的揭示无疑富有启发性:研究早期文体,应别具只眼,绝不能套用魏晋以来的文体学标准。口头性、仪式性与实用性是早期文体的基本特点。从“辞命”到“文章”,两个文体系统之间既有传承关系又各具特性。韩著最具启发性之处是从早期文体的具体语境出发,寻求春秋时期文体研究的独特性。它认为,春秋时期是文学由“文章官守”向个体撰制创作形态的转变时期。如书中论述祭祀祝嘏与赋体源流,指出赋体“铺陈物类”的文体构成要素源于上古祭神仪式中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而“不歌而诵”的传播方式也是巫师在祭祀仪式上用以通神的主要手段之一。战国时代,随着新兴的“士”阶层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铺陈物类、不歌而诵的赋法,演变为外交燕享仪式中的赋诗言志,最终在战国之士的宣道活动中成为铺陈状物、恢廓声势的赋体。作者将文体的演变置于先秦整个礼乐大背景下,把握了赋体表述模式的生成与文体形态演变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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